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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纪念路遥逝世22周年
2014-11-17 17:34  

 

 

【编者按】岁月荏苒,流光易去,不知不觉间,又快到著名作家、我校杰出校友路遥逝世二十二周年的祭日了。时间和读者会渐渐证明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究竟有多伟大。路遥的作品和人格魅力,曾给像我这样的一代代的年轻人的心灵带来了令人激动和感激的情感慰藉。路遥使我们感受到了战胜饥饿、屈辱和苦难的勇气,帮我们认识到了爱情、亲情和友情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理解了关于文学、人生与世界的朴素而重要的真理!!!

在路遥逝世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延安大学新闻网特别推出纪念路遥专题,精选几篇怀念他的文章,以此纪念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杰出的校友、一个真挚而真诚的朋友,在青春迷惘路上,曾伴我们前行……

 

 

 

【特别推荐之一】杨葆铭:殉道者的背影

——为纪念路遥逝世20周年而作

 

这是与清凉山连成一体的一道山脉。山脉呈南北走向,起伏蜿蜒,横亘在古城延安的东岸。

路遥的墓地就扎在这道山脉突起的三道梁中间的那道梁上。梁的右边是他的母校,左边是杨家岭;而山梁前日夜流淌的那条河便是大名鼎鼎的延河。

19951117日是路遥去世三周年的祭日。此前,他生前的好友几经商议和踏勘,最后在这里为他选了一块墓地,并将墓地所在的这道山梁取名为文汇山,旨在表达人文荟萃、文脉汇集之意。

陕北11月的天气,清冷多雾。草木凋零后的群山颜色苍黄,一派肃杀,让人望之而心境黯然。在这一天举行的路遥骨灰安放和“路遥纪念馆”奠基仪式上,我见到《路遥文集》的责任编辑陈泽顺先生及路遥生前的一些好友。大家相互拍拍肩头握握手,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路遥英年早逝的悲痛和善自珍重的勉励。

大悲无声。当人的感情处在极度悲痛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沉默。路遥的英年早逝,为这个事业和声望正处在颠峰时期的草根英雄的身上又罩上一层斯巴达克式的悲壮色彩。在为路遥的墓地敬献完花圈之后,我在想:陕北这块贫瘠荒凉的土地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种法力,它时不时地会激发起一些人的英雄梦想和献身精神,而又总是以悲剧的结局将有着这种梦想的人扼杀在实现梦想的伟大行程的半途中。这个写过《人生》的人终究没能为自己的人生设计出一个美满的结局,使他的生命之烛在未燃尽之时突然寂灭,像日本富士山下的樱花,从绽放到殒落,只有短暂的几天时间。

当死神的利爪毫不客气地将附丽在路遥身上的各种光环和荣誉统统剥光之后,却能让隐藏在光环背后的珍贵难再的朴素品质放射出更加璀灿的生命之光。这个像土地一样奉献,像牛一样劳动的人,在汗干力尽之后,转化成一个坟包,坟包里除了葬埋着他的骨灰之外,另外还葬埋了一个被称之为命运的东西,这东西将人的基因和性格编成一个人生密码,让后人去作无尽的揣摸和猜测。

文汇山山体高耸,十分亮眼。站在山上向北眺望,不到百二十里地,便是路遥的故乡。那里有他的白发老母、胼手胝足的兄弟和行将荒芜的田园。山脚下,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路遥在这所校园里得到知识甘霖的滋润,也饱尝了贫穷与自尊心之间的矛盾纠葛。他在完成学业之后,以“黄金难换吾清贫”的书生名节,背着一捆行囊和几卷闲书走出了金锁关。古人有言: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可惜的是,这只云鹤在冲天飞翔了一个圆径之后,又回到了故乡。鹤鸣九霄。路遥将生命中所有的能量都化成云天间的一曲高歌,用充沛的肺活量向外部世界喊出了黄土地的沉默。我想,既然这块土地赋予了他英雄的梦想和强悍的气质,那么,他的精神也必将以另外一种散在的形式寄存于他出生的地方;既然他以高昂的生命代价换来了一个酣畅香甜的安睡,那么,就让他怀着对自己留下的作品永远富有征服人心的活力这一美好信念香甜地安睡吧!

“人应该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成为一个诗人。”从文汇山往下走的半路上,遇见几拨延大的青年学子正向路遥的墓地走去。年轻人体会不到人世的沧桑和人生的无常,他们看待死亡也充满一种浪漫,他们用柳条编织了一个花圈,上面还点缀着几朵从山上采来的未开败的野菊花。普希金生前曾向这个世界夸下海口:“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通往纪念碑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文汇山,这道名不见经传的山梁,因为路遥墓地的落成,人们便用双脚踩出了一条从山下通往墓地的小路,路边的景致随着季节的轮转而变化。此时,正是黄叶飘飞的深秋时节,从每一片落叶上都能让人看到一种死亡的象征。就在举行路遥骨灰安放仪式的当天,有关单位还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被安放在延大图书馆前。此后,有多少学子在出入图书馆之间,不经意地都要与这位校友深邃的目光进行一番对视或交流。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尊铜像后来被人盗走了。在盗贼的眼中,这尊铜像与马路边的井盖都属废铜烂铁,其价值不过是一桌酒饭钱。把上帝的金杯都敢拿来洒尿。“圣物”就这样无端地被亵渎或玷污。世事如此,恨有何用? 

1982年的秋天,我从乡下一个叫小南沟的地方回到城里。

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由“伤痕文学”引发的文学热在迅速扩散中还在不断升温,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少有的现象。

社会转型初期,在多元化职业选择的局面还远远没有形成的时代背景下,搞文学创作在当时成了提升或改变普通人命运的一大机遇。吾乡当时有5位农村青年,因为在本地区和省级以上的刊物发表了几篇作品,便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更让人动心的是:路遥的《人生》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前一后发表在当时知名度很高的文学期刊上。这两个从黄河沿岸的延川县走出来的作家给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以这样一个启示:他们凭借了手中的一枝笔,完成了对主流社会孜孜不倦地狙击,并成功地跻身于其间。

我揣着一叠诗稿,开始向文学这座独木桥上走去。我当时有一个最现实的想法,就是将这些涂抹出来的、押了韵脚的分行语言先变成铅字。我首先想到的是诗人谷溪。他当时主持着一个文学期刊,而且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将自己的习作拿出来让自己心仪的一位作家或诗人来审读,有点像在异性面前脱光衣服做体检,让人感到有些难为情。有一天,我鼓着勇气敲开了谷溪在市场沟的家门。进门落座,先是客套、寒喧,磨蹭了半天才进入主题。谷溪看了我的诗稿,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还将新出刊的一本《诗刊》送给了我,说上面有公刘的一首诗,让我好好读一读。我俩拉话拉得正上劲的时候,掩着的两扇门被人推开了,门帘掀起时,走进来一个面色黝黑的敦实壮汉。来人中等个头,背着一只宽大的旅行包,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瓦尔特”式的粗布猎装,猛一看,像建筑工地上的一个伙夫。谷溪赶忙起身,从来人的肩上卸下旅行包,并将他让在自己刚坐过的一只简易沙发上。接下来,两人的几句类似接头暗语的对话,于简洁中充满了一种乡情和温馨。谷溪似乎意识到光顾了照呼客人,将我撂在了一边,便有点歉疚地说:噢,忘给介绍了。葆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路遥。我一听说是路遥,一时感到手足无措,便急忙站了起来,掏出一盒烟拆开给路遥递了一支,没想到,路遥一摆手说:我抽这个。说毕,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盒“三七”牌烟,兀自点着吸了起来。路遥的作派弄得我有点小尴尬。人情练达的谷溪似乎看到这一点,便又接住话茬指着我说:这是从基层来的一个业余作者。路遥连头也没回,又冷冰冰地撂了一句:谁不是从基层上来的?我一看这个情况,感到再呆下去就成了自讨没趣,便赶忙起身告辞。直到临出门时,路遥才扫了我一眼。多年之后,我才懂得,浑身上下充满着一种霸气的路遥用眼角扫我的那种目光用“睥睨”二字来形容大概比较合适。

《人生》给路遥带来了很大的声誉。这部按中篇小说来发表,实际在篇幅上已达到一个小长篇的小说自从在《收获》上刊登之后,很快就出了单行本,并由大导演吴天明执导拍成了电影。一时间,在吾乡酿成一种开谈若不话《人生》,读尽诗书是枉然的风气。许多有过个人奋斗经历的人都好像从高加林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框架还稳如磐石的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这部小说所演绎的青春与激情的悲剧曾赚取了许多人的眼泪和长叹。的确,将这部小说的主题理解成传统的“痴心女子负心郎”似乎有些太浅。路遥是站在城乡结合的交叉地带,已敏锐地洞察到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起人的价值观的膻变。尤其是《人生》电影放映之后,西部荒凉的景致和委婉苍凉的陕北民歌给都市人带来一种全新的视听感觉。由这部小说所引发的各种文化现象也在迅速出现,就连偏远乡镇的小酒馆里,也时不时地会有“巧珍巧”的猜拳声在响起。

我调到报社编辑部的第二年,从铜川煤矿又调来一个年轻小伙,此人叫王天乐。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天乐是路遥的胞弟。他家弟兄5个,路遥的本名叫王卫国,是老大,天乐行四。一天,路遥来找天乐,一进门,看见我和天乐正在闲谝,便问我:咱是不是在谷溪家里见过面?我说见过。这一回,路遥身上的那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霸气没有了,展示出的是一个忠厚兄长的风度。他问我和天乐谁大,我说比天乐大几岁。路遥听了之后感叹了一句:“都还年轻着哩。咋以后一个把一个招呼上。”三个人在闲谝中抽了路遥的一盒中华烟。抽烟时我发现,路遥的烟瘾很大,下口又深,而且不会弹烟灰。吸上几口,便用食指将烟灰扑啦掉。三扑啦、两扑啦,竟将两手的食指烧成一种焦黄色。

此后,我们有了频繁的交往,并成为朋友。

当朦胧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新写实、寻根文学纷纷在各种文学期刊上登台亮相的时候,路遥坚持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那时,因为年轻,对新锐和先锋的东西十分着迷,并在私心上感到,在各种文学思潮纷纷涌动,创作手法花样翻新的当代文坛上,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好像有些过时。在开始谋划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借走了报社资料室存放的1975--1978年的《陕西日报》合订本,他要从已成为历史的新闻报道里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这让我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一天半后晌,路遥翻完了最后一个合订本,给在旁边帮他整理资料的天乐说:这几天肚子跌下空了,就想美美吃一碗连锅荞面擦尖。天乐在我家吃过这种饭,便转身将建群一叫,四个人溜溜跶跶从市场沟走到我家的坡底下。当时,坡下正在修科技馆,过去上山的路被改了道,路窄、坡陡,常不上山的建群和天乐上到半坡便有些气喘,而人家路遥拿得稳。他背抄着双手,一步三摇,还边走边说:“高山怕得慢汉摇。爬山和写长篇一样,不敢着急。”到了我家,四人坐定,没一阵功夫,一大盆荞面擦尖就端了上来。我能想来路遥想吃的擦尖,是一种用擦子将荞面团擦成短截子的连锅面。这种饭做法简便,不讲刀工。将洋芋、豆角和西红柿切成指拇蛋太小,熬烂;煮擦尖的水一定要放宽,出锅时连面带汤与熬菜往起一烩,临了,用铁勺炝一勺黄芥油,将葱花、辣面和其它调料往进一放,再泼到已出锅的擦尖里。尤其是热油在倒入擦尖盆的一刹那间,所浇溅出的那股清香能唤起人对质朴的乡村生活的一种美好记忆。没想到,这一顿饭吃得路遥喜笑颜开。吃饱喝足给人精神上带来的愉悦让路遥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从二战史到“马岛”争夺战,从文坛掌故到陕北方言,路遥说上个不住气。谝着谝着,不知怎么把话题又转到中越边境反击战之后流行的两首歌上来。路遥说,《十五的月亮》富有深情,但有些甜腻;《望星空》哀婉忧伤,忧伤才是歌曲的灵魂。三说两说,建群竟撺掇得让路遥唱了一段《三套车》。没想到,路遥浑厚低沉的嗓音将这首精典的俄罗斯民歌演绎得如此之好。尤其是唱到“你看那匹可怜的老马”时,音调陡然由高变低,唱出了“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让人听后,不觉忧伤满怀。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曾倒过好几个地方,其中有几个章节是在延安宾馆南一楼写的。有一天,我和朋友去看望路遥,走到客房前,只见门虚掩着,进门一看,我的天呀!只见写字台上横七竖八放着十几支圆珠笔,一只大号烟灰缸已满得冒了尖;280个格的稿纸歪歪扭扭摞了有二尺高。路遥正窝在一只大沙发上“梦周公”,口角上流下的涎水将沙发的扶手浸湿了一大片,尤其是过一会才憋出来长短不一的高分贝的鼾声,有铜锤花脸或秦腔的韵味。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十分酸楚。人都说劳力者苦,殊不知劳心者亦苦。爬格子码字这档子营生把人累成这个样子,看来,天底下哪一碗饭都不好吃!

百万言的《平凡的世界》先后刊登在《花城》、《黄河》等大型文学期刊上。1991年,备受关注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平凡的世界》获此殊荣。消息传来,家乡父老为之喜庆。他们觉得,陕北地接边荒,厚重少文,自古以来是一个出英雄响马的地方,而能出一个靠写文章“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大作家是一种稀奇。事实上,许多人对文学这个行当十分陌生,他们对路遥所获得的这个文学大奖,除了感到神圣之外,更多的感觉是:这个奖给陕北人长了脸。曾为路遥创作这部百万言长篇小说,在主题的把握和素材的提供上给过很多帮助的冯文德先生是路遥的一个忘年交。他在主政富县时,率先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之后在主管延安意识形态期间,与路遥交往甚密。此次路遥获了大奖,冯觉得应该送一份礼物表示祝贺。思来想去,最后让延安一个搞泥塑的,用阳山上的黄土,为路遥塑造了一只形态憨厚、体格矫健的拓荒牛。礼物有了,唯一短缺的是应该写一句恰当的话来表达送礼者的思想和情意。最后,老冯选定了屈原《离骚》里的两句诗,并让我用毛笔将这两句诗写在泥塑牛的底座上。那一刻,当我握着笔管,在底座上写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字样时,心头一下子受到一种触动:自三闾大夫掩涕太息始,中国寄情于笔墨来抒写家仇国恨、民生多艰、别恨离愁、胸中块垒者何止万千,但真正能听懂这声“太息”、能对从事这种精神劳役的人给予深层理解者少之又少。路遥十分喜欢这尊泥塑,他对一个体制内的行政官员,能用这样的题赠来表达对作家劳动的理解与尊重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他将这尊泥塑摆放在案头前,他在警策自己要像牛一样诚实劳动的同时,还喜欢从这头泥塑牛的身上嗅闻一种淡淡的泥腥味。

这是一块被洪水吞噬得支离破碎的二荒地。少年路遥空心穿着一件棉袄,正和一群鸠形鹄面、面呈菜色的村民在黄风肆虐的山顶上掏地。

初春时节的陕北,山野一派萧索。路遥掏着、掏着,忽然感叹说:“生在这个鬼地方,把人都遭贱了。有朝一日,咱也到平原上吃几年细米白面。”没想到,此话刚出口,就遭到村民们的讥笑。路遥对这种讥笑似乎很敏感,甚至有些愤怒。他轻篾地“哼”了一声,将燕雀与鸿鹄同笼栖居的悲哀和羞与哙伍的孤傲给“哼”了出来。

以上这段文字,是我根据路遥的身世与性格杜撰出来的一个现代版的《路遥本纪》。每次读《史记》中的人物,我总好像能看到路遥的影子。那个见了秦皇出游,喟然太息“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泗水亭长刘邦,那个干脆赤裸裸地来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下相人项羽,他们这种直抒胸臆的侠士声口,与挽在路遥心中的英雄情结是何等的相似。

路遥以其文学成就而名世,但在我看来,这个人对于政治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文学的热情,他的政治才干和谋略远远高于文学天赋。那么,这样一个心雄万夫、志存高远的人何以能落入文道,干起这个难为稻梁谋的书生事业,这就不得不让人谈及关于命运这个古老话题。

《人生》发表之后,曾被介绍到国外。好像前苏联将这部小说译为《命运》,我以为,这个翻译准确精当。将《人生》与《命运》连缀起来,便能给读者以更广阔的思考与想像空间。那么,啥是命运?是一个由人的基因排列出来的人生密码,是一条牵着人的鼻子走的看不见的绳索,是一张善于乔装打扮又变幻莫测的脸谱;失败者爱以命不好为借口,成功者又以运气好为谦词,诸多说法,莫衷一是。其实,命运如周涛所言:是一个人的综合条件与整个时代的关系。那么,路遥个人的综合条件又与整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路遥,本名王卫国,陕北清涧县石嘴驿王家堡人。少时家贫,饥寒褴褛,被过继到延川县郭家沟伯父家中。及长,入学发蒙,又遭遇共和国三年大饥馑,于饥寒屈辱中刻苦求学,备尝艰辛。其创作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可称为是一部非虚构的自传体青春纪事。“文革”爆发,天下大乱,路遥以其非凡的组织才能成为“红色第四野战军”头目,人称“王军长”。1968年,两大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年仅19岁的路遥被推举为新生“红色政权”--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越两年,路遥因涉嫌一起武斗命案,后经查无实证,给予了结,但因此而被革职。返回家中务农的路遥从此开始文学创作,由最初在乡村黑板报上发表顺口溜,到登上茅盾文学奖领奖台,凡20余年,焚膏继晷,潜心创作,以《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享誉当代文坛。后因积劳成疾,罹患重病,于19921117日去逝,享年42岁。

在这段类似路遥小传的文字中,我们或许看不出路遥个人的综合条件与整个时代是个啥关系。但在这简短的人生履历中,却出现了影响路遥人生走向的几个拐点。朋友都说,路遥成也“文革”,败也“文革”。他由一介草民在一夜之间成为县革委会的副主任,随即又被革职,由浪头峰尖跌入谷低,使一个时代的悲剧演化成个人的悲剧。当命运将路遥通向仕途的大门关闭了之后,“文革”的副产品--知青运动又为他开启了一扇窗。在上一个世纪的百年纪中,陕北这块闭塞的土地曾有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大冲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较之红军长征到陕北,就文化的输入来讲,更为丰富,也更为多元。在那个灰色、贫穷、专制的年代,无论是城市来的知青,还是像路遥这种回乡青年,他们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生体验中,凭着会背诵一段《理想之歌》,会唱一首《红梅花儿开》,就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和同道,就能在这块寒凝的土地上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延川,这个地处黄河沿岸的穷乡僻壤,却能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初全国的文学园地百花凋零的时代背景下,在知青运动所携带来的京都文化与乡土习俗的冲撞与融合中,创办了一个名叫《山花》的文学刊物。这个刊物,像一束迸发着理想光焰的火炬,为路遥又照亮了一个新的人生座标。不甘平庸的路遥从此开始,在文学园地里胼手胝足、耕耘不辍,用一砖一瓦来精心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厦。

或许有人会问:与那个时代有关系的人不在少数,为啥路遥能在政治上失意之后,还能在文学上弄出这么大的响动,这就要谈到路遥自身的综合条件。朱光潜先生有一篇谈论人的资禀与修养的文章。朱先生所讲的资禀,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资与禀赋;修养讲的是人后天的一种修为和修炼。路遥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搞政治的特优资禀,只不过这种资禀在现实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便退而求其次,干起了与他本人“性之所近”的另一件事情,这就是文学创作。路遥弟兄5人,都与我有过交往。我惊异王家弟兄几个虽然读书不多,但天赋异秉。他们不知从哪里继承了一种良好的艺术感觉和语言天赋。路遥的四弟王天乐,不换韵脚,一口气能即兴编出几十句秧歌词。路遥本人的悟性和艺术天分也很高。他十分喜欢陕北说书艺人张俊功。他说张俊功的叙事语言是大师级的。简洁、明快,有许多语言“留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当然,路遥小说叙事风格的形成,除了陕北原生态的语言为他的作品增色不少之外,他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语言资源。在我看来,前辈作家柳青,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对他的影响很大。路遥所写的《人生》,很明显是受了艾氏《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的影响。

路遥除了天资和禀赋与文学这个行当相近之外,另外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苦难的童年。心理学家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多方面的表述,但在一点上大致相近,这就是:一个人12岁之前的生活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包括饮食习惯。好像是契诃夫也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心理训练是有一个苦难的童年。路遥出身贫寒,从小就体会到人生的衣食之难,见过人世间的眉高眼低。他的胞妹因贫穷而夭折,养母在三年困难时期,因家中米粮难济,经常断炊,而又为了不给路遥丢脸,便鸡不叫起身,赶到与延川相邻的延长县沿村乞讨,将讨要来的干粮接济给路遥。贫穷所带来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人的尊严的丧失。路遥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处在贫穷屈辱与自尊心之间的矛盾纠葛中。他后来之所以拼上老命在文学上发愤努力,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动力是: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彻底摆脱苦难和贫穷给他带来的屈辱。我们知道,作家的创作,无疑与各自的出身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会给人的一生打下深深的烙印。路遥作为一个在创作上有所追求的作家,在最早的童年时代,留在他记忆深处的那些苦难的生活场景,曾拨动过他心弦的那个旋律,总是不经意地、反复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像悲苦的陕北民歌,在哀怨中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忧伤。我要讲的另外一点是,路遥的身上有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的形成,是在与贫穷屈辱的抗争中,以不妥协来捍卫和保持高傲的、特立独行的人格尊严而获得的,这与人的出身、地位和金钱没有关系。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经常能看到这么一种人:他们身处底层,衣衫寒俭,但举手投足却不失贵介之气。这种精神气质所展示出的风度,是高级神经活动在行为上的一种表现,即人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反映方式。路遥虽然出身草根,但心比天高。理想的卓越、心气的高傲和精神的雄建,是构成路遥精神世界的三大支撑。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负重的耐力和殉道品格,所展现出的“不成功,毋宁死”的倔犟精神,在当下似乎成了一种稀有之物。

2008年春天,《路遥》纪录片的导演找到了我,想通过对路遥生前好友的访谈,来拍摄一部展现路遥过去生活片断和写作场景的片子,从多角度、多层面来给更多的人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路遥。

路遥生前留下的影像资料很少。用口头的追忆和描述来还原一个人的体态形貌、举手投足和精神气质,除了困难,恐怕还会因为讲述者的主观色彩太浓,会使被纪录的人失真。但当导演将他们要拍摄这部片子的构想和意义与我作了交流之后,我感到这件事应该做,而且应该把它做好。尤其是当我在导演那里看到路遥生前留下的几段影像资料和一摞照片后,我忽然感到一阵难过。影像中的那个我熟悉的身影离开这个忧患重重的世界快20年了。这么一个博学多才、生动活泼、嬉笑怒骂、挥洒自如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我的这种惋惜,所包含的更多的意思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很难找到像他那样,为使方块汉字能够码出更精粹的小说艺术,而甘愿为这门艺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人了。在这个一切以投资牟利为目的的商品时代,作家的创作已丧失了精神的灵光,而路遥能凭着坚韧、能耐着性子来收取身后的这笔“盈利”,仅此一点,让我感到,在他面前,我除了惭愧,还感到卑微。

怎么来说这个人呢?我们瞎子摸象式的讲述又怎能将一个内涵丰富、多棱多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路遥给完整地讲述出来呢?余生也晚,不敢妄言阅人无数,但我还很少见过像路遥这样,集人的多种矛盾性格于一身,而这种矛盾性格在他的身上又总是显得那么和谐。他高贵、有气度,在许多公众场合显得彬彬有礼、优雅得体,但有时又很粗俗,不检细行,遇上喜庆或愤怒的事情爱以爆粗口来表达彼时的情绪。他沉稳老练,像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坛老手,更像是一名期待恶战的老兵,但有时又天真如孩童,时不时地不知会从哪里冒出一股“傻”气来。他嫉恶如仇,欺强而不凌弱。对我们常说的端方君子有时会显得不敬,但对卑鄙污浊的势利小人和爱“扎势”屑小之徒却不依不饶。他不拒绝美味大餐,但对各种杂食小吃却情有独钟。有时,你会看到他翘着兰花指在优雅地搅动着刚冲好的一杯咖啡,但左手却捧着一个夹着一条大葱的冷馒头在大啃大嚼。他活得坦荡真诚,从来不委屈自己。尽管有人对他的有些行事方式颇有微词,但转念一想:我们的那张用来衡量人的道德观、廉耻观和价值取向的浅簸箕又怎能盛得下一只巨斗所倾倒出来的这堆谷物呢?

每年的立秋前后,路遥总要回一趟陕北。可谁能想到,1992年的陕北之行竟成了他与这块故土的诀别。他8月初到延安,我们还在宾馆闲谝了半后晌。当时,他神色显得有些疲惫,脸色发灰,印堂发暗,没想到两天之后,便因检查出肝硬化腹水,住进了当时被称为地区医院的传染科,未过一个月,又被转到西安西京医院,1117日早晨820分,因病情恶化,遽然去世。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正值春秋鼎盛的敦实汉子,怎么在不到120天的时间里,说殁就殁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难过得缓不过神来,我即刻想到老冯送给他的那只泥塑牛,那个低垂着头颅,引颈曲背,奋力将沉重的犁铧从沟底往山顶拉的牛的身躯,在这一刻不时地与路遥的身影在我眼前交错、重叠,晃来晃去,最后隐没在黄风弥漫的大山里。

我写过两篇悼念路遥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叫《南院十八号》。我所说的南院,其实是甘泉县招待所。那里过去有一排座北朝南的两层窑洞,一层是石窑,一层是薄壳。从1979年到1981年的近三年间,路遥断断续续在南院两个窑洞组成的套窑里写他的成名作--《人生》。据我所知,《人生》的第一稿写废,第二稿写成后觉得还不满意,一直到1981年初夏,路遥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的考虑上,经过长达三年、类似分娩难产的痛苦折磨后,终于得到了“神的亲昵”和灵感的眷顾,让他的创作穿越了障碍,进入了对思想和艺术准确把握的实际表现。正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灵感是一种敏捷地感受印象的情绪”。路遥将这种情绪完整地保留了28天,终于为一部个人的立身之作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为人类的精神宝库里又添置了一份不动产。

路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在甘泉采访,恰巧被安排在路遥写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这间套窑里。夜间,窑里生起了炉火,火光映照着四壁。我坐在路遥当年创作时坐过的那把椅子上,静静地吸着烟,感受着窑内散发出的一种淡淡忧伤和与我当时的心境相吻合的沉郁气氛。我突然想起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散文家华盛顿•欧文在游览西敏大寺内的“诗人祠”时所发的一段内心独白:但愿世人都珍重作家的声名,因为作家的声名并非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获取而得,它是以不断施予快乐和善行所换来的。但愿后世能永远纪念他的恩赐,因为他所遗留下来的,并非空洞的名字和虚誇的行为,而是智慧的宝库,思想的结晶和珠玑的文字。

路遥去世之后,在我所见到的各类纪念文章、挽词和唁电中,对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多有褒奖。他所创作的每一部作品中所散发出的人性的温暖,所表现出的朴实的、具有诗性意味的道德力量,所开掘出的罪恶掩盖下的善良和所表现出的对苦难的包容与超越的博大胸怀,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在文学圈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李建军博士在《文学写作诸问题》一文中,曾表述过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新”字号的“小说家”在文章里攻击完托尔斯泰“矫情”之后,气宇轩昂地宣布:路遥的小说,读一页给50元钱他也不干!李博士感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字号“小说家”大概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不认识。当然,对一个人的作品,各有各的美学评判,各有各的喜好,未必过于较真。在这里,我讲两个人对路遥去世后的反应,从中或可看出某些端倪。路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的朋友在京城遇见了一位当时风头正劲的“京派”小说家,说起路遥去世,他冷冰冰地撂了一句:“怪谁?”当时,朋友对他的这种反应十分反感,甚至有些愤怒。事后,他对我谈及此事,我说,这是一句没有恶意、而且对路遥的英年早逝有几分惋惜的好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悠着点。为文学搭上性命划不来。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达,是他不了解路遥。正像住在豪宅里用惯了天然气的贵妇人永远不会体会拾煤渣的老婆子所经受的辛酸一样。另一位是我心仪的诗人、散文家周涛。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路遥去世的消息,看着看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哭毕,他自问:我为什么会如此动情地来哭路遥呢?我们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吗?不是。他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我对他有一种崇拜和敬仰之情吗?好像也不是。周涛不无遗憾地认为:“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构筑这样一部艺术准备尚不充足的长卷,是笨了些。”但路遥的死却引起了他深切的悲痛。“当这个平凡的世界失去了这个平凡的人时,突然显示了他真实的意义。”“不管他的作品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汰选和剥蚀,不管他倾生命之血而完成的这部长卷是否具有艺术的价值,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从此,人世间不会有这么一个名为路遥的写出的哪怕粗糙的文字了。”周涛的这种表达是真诚的。吃文学这碗饭,才华很重要。人们可以对他是否具有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精典作品的才华有所质疑,但必须尊重他对文学事业所具有的这种献身精神。“一个西北的黄壤中出生的人,用他显得笨拙的生命给这个职业增加了份量。”路遥的去世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其真实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文汇山的山脉蜿蜒起伏,向南延伸的山坡上长满了松柏和五角枫。秋来,在一片凝重的翠绿中可以看到点缀其间的枫叶灼灼如炬,让人联想到夏花之绚丽和秋叶之静美。有一年清明时节,在离文汇山不远的一个山坡上给岳父烧完香纸后,我转山来到路遥的墓地。看着春草浅发的连绵群山和安卧在山间的累累坟冢,让人想起希尔沃的一句箴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永远是沉默的:思想、命运和坟墓。想起路遥短暂而苦难的一生,想起活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望着山间累累荒坟前升起的袅袅青烟,我不由思绪万千,悲从衷来。大地呀!我们的胎盘和墓地。你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想起人生的艰难,想起路遥,包括像路遥一样喜欢思考的余生者,大都活得很苦。“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究竟哪一个更好,唯有神知道。”大哲苏格拉底如是说。

1956年的冬天,在清寂寒冷的清(涧)延(川)路上,走着两个人。一个是还不满7周岁的路遥,一个是他的父亲王玉宽。父亲要将年幼的路遥过继到延川去,这事不能让路遥知道。第一次跟着父亲出远门的路遥心中充满期待与好奇。他走上一段路,便央告父亲来背他。就这样,“三马站”的“官道”父子俩没明没黑走了整整两天。这是路遥最早的一次人生跋涉,其间充满了悲凉与辛酸。谁能想到,这个将自己的笔名取作路遥的人,后来成为一个文学朝圣路上的圣徒。他手持一杖一钵,义无返顾地在这条路上行走,像追日的夸父,“最后倒在了干渴的路上”。

 

 

 

【特别推荐之二】厚夫:他感动了这个平凡的世界

 

“在平凡的世界里匆匆走完42年人生后,他与他深爱的故土融为一体。山丹丹花开得正艳,仿佛在诉说着对他的思念。”

农民的儿子

1949122日,他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叫王家堡的小山村。他是父母的长子,属牛,乳名叫“卫”。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陕北像洋芋蛋蛋一样极其普通的生命,后来竟成长为一位著名的作家。 

1957年,父母因家境异常贫困,无法供“卫”上学,把他过继到延川县的伯父那里。苦难让“卫”过早懂事,并拥有超乎寻常的自控力。 

  就这样,“卫”由清涧走到延川,成为小学生“王卫国”。伯父也是个农民,只能勉强供他上完高小。但是,王卫国在全县一千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延川县的最高学府——延川中学。整个初中3年,是王卫国人生最困苦最难熬的一段经历,他基本是靠同学们的勉强接济,才读完中学的。

  饥饿和苦难,不但没有打倒正拔节成长的王卫国,反而更激发了他的人生志向。他经常出入于县城书店和文化馆阅览室,在饥不择食的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有一天,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得彻夜难眠,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轨道。他后来在创作中篇小说《人生》时,给主人公起名的第一感觉就是“高加林”3个字!

  童年与少年时代苦难的人生经历,成为他一生都难以排遣的生命记忆。后来,他借用《在苦难的日子里》主人公马建强的心理活动,说出自己对苦难的理解:“正是这贫穷的土地和土地上贫穷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用文学表达苍生情怀

1970年,王卫国开始狂热地喜爱上诗歌创作。他第一首以“路遥”为笔名发表的诗作是《车过南京桥》。从此,王卫国成为文学青年——路遥。 

  “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新时期之初,就在许多作家忙于创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时,路遥却以深沉严峻的历史眼光,敏锐地关注着生活在黄土地皱褶里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变迁和悲欢离合,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融汇到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上。他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区位,找到了文学表达的发力点。

1981年夏,路遥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创作完成中篇小说《人生》。“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视文学为生命的路遥,仅用21个昼夜就完成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这部深入思考中国广大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生出路问题的中篇小说,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以至于1982年被文学界称为“路遥年”。 

永远与黄土地同在

  《人生》等多篇中短篇小说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但他从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

1983年以后,路遥潜心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路遥最初决定以黄土高原农村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为线索,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全景式地书写中国1975年至198510年间的城乡社会变化。他设定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这部长篇巨著花费了路遥6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仅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准备了3年——他潜心阅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为了准确还原历史,他还翻阅过这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与《延安报》。不仅如此,路遥还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农村、城镇与煤矿中,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路遥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中国新时期文坛正刮起“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风潮。路遥却一头扎进铜川矿务局的陈家山煤矿,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评论界几乎是全盘否定。路遥并没有被打懵,而是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心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

  就在路遥逆风而行、创作完成第二部的时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了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的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下坐,就会睡过去……”他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结果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创作。

  整整6年,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以惊人的毅力为世人奉献了书写人民的煌煌巨著《平凡的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他既展示小人物不甘于屈从命运的不懈奋斗,更传达一种温暖的情怀,给读者提供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

1988525日,路遥终于在陕北甘泉县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从书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此刻的路遥已经泪流满面。他再一次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 

  从1988年春天开始,这部小说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播出,一连播了152天。《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可以说,是亿万读者把路遥推到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19921117日,路遥因积劳成疾,在42岁时英年早逝。路遥离世时,离他生命的第43个年头仅差16天! 

路遥虽然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土地与人民,但他的生命却以作品的形式得到延续。他的作品一直在读者中拥有热度,并引发长久不衰的“路遥热”。

 

 

 

 

【特别推荐之三】李建军:文学写作诸问题

——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

 

1117日,是路遥的忌日。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这位英雄作家,这个内心世界充满青春激情的诗人,离开这个他深情地爱着的世界,将近十个年头了。十年里,我常常想起他,想起这个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把写作和生活、生活和写作视为同一件事”的、“直到最后一息都忠于神圣天职的人”(《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1卷,1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我之念想他,不仅仅因为我们都是黄土高原的儿子,也不仅仅因为我们都在“亲爱的”延安大学母校走进了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世界,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温暖而美好的记忆。还有,每当看到那些令人失望甚至厌恶的文学现象的时候,我也会想起他,就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假如路遥活着,他会这么写吗?他能与那些颓废、消极的写作保持道德和趣味上的距离甚至对抗的姿态吗?然而,死者已矣,路遥再也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朴实而可靠的声音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重路遥的价值。他的沉重而充满力量的文字,有时还会受到某些人的嘲笑和攻击。一个“新”字号的“小说家”在文章里攻击完托尔斯泰“矫情”之后,气宇轩昂地宣布:路遥的小说,读一页给五十元钱,他也不干!可怜的家伙,除了钱他几乎什么都不认识。另外,路遥还被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忽略和遗忘。我们在中国的评论性的文学杂志里,已很少看到路遥的名字了。我们的批评家宁愿对一个只能写出死的文字的活着的作家枉抛心力,却不愿对一个虽然去世但其文字却仍然活着的作家垂青关注。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路遥的小说,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却是当代大学生最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几种资料表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大学生最喜欢的文学作品。见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邢小利:《永远的路遥》,见《文汇报》199985日。)20023月,我在东北师大做报告时,就听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关于路遥的提问,读到了大学生在自己办的刊物《关外》上关于《平凡的世界》的热烈而不乏真知灼见的讨论。

当然,路遥的作品,绝非无可挑剔的完美之作,还没有达到经典作品的高度。从不足的方面看,他的写作,是道德叙事大于历史叙事的写作,是激情多于思想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是有稳定的道德基础但缺乏成熟的信仰支撑的写作,还有,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在性格的坚定上和道德的善良上,呈显出一种绝对而单一的特点,这是不是也单调一些了呢?而像乔伯年、田福军这样的“正面人物”,则几乎完全出于作者的想象,显得苍白而无力。但是,这样的不成熟和不足,并不影响路遥作品以朴实的诗性意味和积极的道德力量打动读者,并不影响我们喜爱他的作品,记住他的名字,感念他的劳作。如果说阅读一部作品就意味着对它的作者尊敬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重读路遥的全部作品,就不仅是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作家的最好方式,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答那些对文学写作来讲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谁写

在今天,再提这样的问题,很容易给人一种迂执、落伍的印象。在那些新潮作家看来,写作从来就是一种不需要对象的自我满足过程,因此,为自己写作,就是写作的充分理由。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提出“为谁写作”这样的问题,就意味着对创作自由的粗暴干涉,就意味着用功利主义的粗重的绳索,捆绑文学的手脚和诗神的远翥高翔的翅膀,就必然要导致文学的异化。应该说,这样的忧虑并非没有来由。确实,如果继续以“主宰阶级论”要求文学为某种狭隘的党派和集团利益服务,如果“为谁写作”的诉求不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制约,那么,文学必然要罹受可怕的灾难,写作就会被异化为一种狭隘的功利性行为。但是,尽管潜存着这样的危险,“为谁写作”依然是一个有必要时时提起的问题,因为“为谁写作”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道义色彩的人道主义命题,是和写作的意义生成与价值建构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

  是的,“为谁写作”是每一个作家在写作前都必须思考、必须回答的问题,即使仅仅为了在修辞上获得成功,他也无法绕过这个问题。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小说修辞的终极问题,就是断定作家应该为谁写作的问题。”(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40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在布斯看来,回答是“为自己写作”,还是回答“为需要帮助的读者写作”,绝不是一回事,而毋宁说,两种不同的回答,必然会引导作家选择两种不同的修辞策略,以实现两种完全不同的修辞效果。布斯态度显明地反对那种为了“自我”的写作,反对追求客观性效果的“纯形式”的文学。他认为作家应该为“他人”写作,应该努力使其作品为“他人”所理解,“他必须探究读者真正关心的普遍价值。……他必须非常谦逊地寻找方法,以便使读者接受他对那些主题的见解。……他必须懂得怎样将他那往往以舍弃了自我的个人象征组成的远见卓识转化为基本上是公共的东西”(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407页。)。他不仅从修辞上,而且还从道德上反对作者建立“个人的神话”,或者,“退回到个人的价值世界”。

  “为谁写作”,在萨特看来,甚至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哲学命题。他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就专门探讨过“为谁写作”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学的本质就是自由,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呼唤人的自由。他把阅读和写作当做所有人的权利和人与人相互沟通的手段;作者通过写作向读者的自由发出自由的召唤,而读者则通过阅读对作者的自由的呼唤做出自由的回答。因此,文学应该有超越的精神和对现实的高度自由的介入态度;它从不把自己当做手段,也不屈服于世俗权力或某一意识形态。总之,萨特对“为谁写作”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极强的“存在主义”色彩和形而上的性质:“作家必须为一个享有改变一切的自由的读者群而写作,这就意味着,除了取消任何独裁,还要永远更新干部,还要在秩序一有凝固时就推翻秩序。”(-保罗•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18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作家,路遥对作家的劳动及“为谁写作”这类问题有着积极而正确的理解。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作家写作并不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能得到一种廉价的满足:“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7页,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路遥鄙弃那种高蹈的个人主义、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及虚无、颓废的老庄主义创作倾向,也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可疑的东西保持着距离。

  他的写作在精神气质上与俄苏文学最为接近。俄苏文学精神里的人道情怀、苦难意识、底层意识、人民立场及诗性气质,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实践。赫尔岑说:“对小人物的同情心是俄罗斯文学的基调。”(萧功秦:《知识分子与观念人》,13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路遥则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的人们,密切地关注他们的生存境况和内心感受。他为那些艰辛地生活着劳动着的广大的“农村人”而写作,为那些在人生的坎坷路途中艰难挣扎的青年人而写作。他说:“作为正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67页。)他在谈到自己写高加林这一人物的想法的时候说:“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关怀他们,从各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31页。)路遥不愿当那种“平庸的作家”,不愿“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03页。)。他说:“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99页。)总之,为别人写作而不是为自己写作、为多数人写作而不是为少数人写作,已经成为路遥的最基本的写作原则。他把写作当做一种既普通又神圣的事业,一种与“人民”的幸福与痛苦、前途和命运密切相关的事业,因此,路遥认为,如果作家“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53页。)。别林斯基说,“‘人民性’成了我们时代的美学纲领”(别列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78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在“为谁写作”这个问题上,“人民性”则是路遥的文学纲领。在“人民伦理”受到利用、践踏和嘲笑的中国,路遥的宣言和写作所体现的,就不只是一种很可宝贵的道德姿态,还有一种特立独行的英雄气概。路遥的朴实的写作理念包含着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真理:文学是属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是属于“人民”的,因此,谁关心他们的无奈和叹息、痛苦和忧伤、愿望和要求,谁才能写出具有人道内涵的、受到普遍欢迎的作品。

  路遥的经验,值得那些为了市场而制造商业的奇观的作家学习,值得那些为了奖赏而服从政治指令的作家学习,值得那些为了“纯文学”而玩弄形式技巧的作家学习,值得那些为了“写作”而胡编滥造的作家学习,值得那些为了“安妥”自己的“灵魂”而把道德踩在脚下的作家学习,值得那些只写肉体而不写灵魂的作家学习。那些形形色色的消极写作者应该明白,他们只有像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像路遥那样正确地解决了“为谁写作”的问题,他们的写作才有可能走在正路上,他们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能写出有持久生命力的被大多数读者欢迎的好作品,而不是被极少数人叹赏不已的速朽之作。

为何写

真正的小说关心的是人,叙写的是人在某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里的人生遭遇和内心体验,小说家的写作目的,就是要通过有意味的情节事象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帮助读者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向读者提供人生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对读者的人格成长和道德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倾向,那就是否定小说中的这种巨大的人生引领作用和道德影响力量。事实上,正像T.S.艾略特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所阅读的小说影响我们对待别人的行为,也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形式。当我们阅读到小说中一些人物采取了某些行为方式,受到作者的赞许;作者通过对他自己所安排的这些人物行为的结果所表现的赞许态度来祝福这种行为。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有可能受到作者的感化而决心今后采取同样方式的行为。”(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24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不用说那些极端的例子,诸如《红与黑》如何影响了爱伦堡,《热爱生命》如何给了病中的列宁巨大的精神力量,即使对那些真正喜欢读小说的普通读者来讲,小说的影响力量,也依然是存在的。哪个普通读者的心中不珍藏着难忘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存留着那些激动过他的情节和场面呢?这些人物、情节和场面,时常会出现在你的想象里。小说中的人物会介入你的精神生活,在你百无聊赖时,给你乐趣;在你孤独寂寞时,给你安慰;在你软弱无助时,给你力量;在你计不知所出的时候,给你提供建议。 

  小说对读者的这种影响力量,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仅能被认识到,而且还被当做小说家在创作时必须自觉追求的东西。艾特玛托夫就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来影响读者的道德和生活,在他看来小说就是“教育”人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在教育中,在教育工作中我们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人的、青年人的道德完善始终是主要的目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去掌握新的知识。人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人,应该与他一样的人们生活得和谐一致,应该与大自然和谐一致,应该成为崇高理想的体现者。……这样特别使我感到焦虑。在《早来的仙鹤》中我不是偶然才说出这些想法的。”(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325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事实上,为了“教育”人而写小说,为了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和改善人的生活而写作,乃是俄罗斯文学的另一“基调”,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俄罗斯作家中很少有那种为了“纯艺术”或“纯文学”而写作的人。他们赋予文学以信仰的性质,把写作当做一种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行为,正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俄罗斯作家没有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他们怀疑艺术的正当性,怀疑艺术所特有的作品的正当性。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带有教育的性质,作家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80页,三联书店,1995年。)俄罗斯文学的这一精神传统如此强大,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没有被无所不在的异化力量所损毁。让文学以独立的人道原则和巨大的道德力量积极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也是许多苏维埃俄罗斯作家的写作目的。爱伦堡说,“天职”、“服务”这样的字词“不是可笑的,也不是空洞的,它们包含着对作家义务的正确解释,作家就应该在短暂的一生中体验很多很多生活,他应该燃烧自己去温暖人们的心,他应该给人们的内心世界以光明,帮助读者更清楚地看事物,更充实更高尚地生活”(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孟广钧译,3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这其实可以看做苏维埃俄罗斯时期的所有优秀作家的创作追求和文学宣言。

  把文学与人生关联起来,把小说当做生活的“教科书”,当做从道德情感和伦理行为方面积极地影响读者的人生哲学,是路遥对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基本看法。在他看来,作者正是为了建构更美好的生活才写小说的,因此,离开生活谈小说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写小说与其他任何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社会工作是没有区别的:“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74页。)总之,“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过分的自我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使自己生活得很好,也要想办法去帮助别人”(《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77页。)。路遥写作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激发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热情,培养他们的生活理想和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精神。

  事实上,路遥的内蕴着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理想主义激情的人生教育小说,也确实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胡轶坤在路遥作品的讨论会上说:“现在像《收获》和《花城》上登的小说,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很少有人看,但是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不管是文科班的,还是理科班的都在看。”(胡轶坤整理:《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讨论》,见《关外》(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会办)2002年第1期,44页。)另一位叫苏奎的研究生在谈到《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说:“我觉得它不仅是我的精神资源,我的同龄人或我们的上一代人中一大部分人都从中获得了慰藉。”(胡轶坤整理:《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讨论》,见《关外》,2002年第1期,37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孙少平在极其艰难的景况下,仍然不放弃读书,“这种追求精神,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时代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当我出现这种迷茫心态的时候,我拿过《平凡的世界》来看看的时候,我会热泪盈眶的,所以,我不敢把它摆放在书架的明处,我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胡轶坤整理:《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讨论》,见《关外》,2002年第1期,39页。)。我想,如果路遥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把这些他为之写作的青年人的评价,当做最高的奖赏的。

写什么

如果说“为什么写”涉及的是写作的终极目标和最高理想的话,那么,“写什么”则是为实现这些目标和理想而做出的更为具体的选择。爱伦堡说:“作家不能什么都写,什么人物都写。在选择题材和人物方面,他都有所限。”(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孟广钧译,2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路遥来讲,他的“选择”,固然与他的经历、个性、人格有关,但更与他的写作目的和生活哲学有关。在路遥看来,“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路遥全集》(长篇小说),第三部,145页,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于是,他就选择叙述那些平凡而普通的人们的生活故事,尤其偏重于叙述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生活,叙述他们如何经历坎坷、战胜挫折、超越苦难,获得对人生真谛和生活意义的体认和顿悟,从而在健康的道德原则和生活哲学的引导下,开始新的平凡而积极的生活。 

  事实上,路遥的小说的意义开掘和主题建构,既具有伟大而庄严的性质,又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他叙写美好的爱情,叙写纯洁的友情,叙写家庭的亲情,叙写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欲望和道德的冲突、现实与理想的对立以及爱与恨的交织,等等。可以说,路遥小说中的这些主题内容,都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在我看来,路遥小说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与两个问题有关:一是苦难体验,一是道德善良,正是关于苦难和道德的叙述,显示着路遥小说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内在价值。

  通常,读路遥的小说,你会有一种沉重得近乎煎熬一般的感觉。这一点也不奇怪。路遥的小说属于典型的人生炼狱体验叙事。他是把人生的苦难体验当做小说的主题内容的作家。但他并不怨天尤人地渲染苦难,并不单纯地写苦难本身,而是通过苦难来写人的人格尊严、道德激情,面对苦难的不屈的精神力量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热情。在苦难面前始终强调人的强健的生存意志和乐观的生存态度,乃是路遥的人生炼狱体验叙事的一个特点。由炼狱而顿悟、升华、获救,构成了路遥小说的完整的情节构织模式。在路遥的小说中,你很少看到被苦难和挫折击倒在地的人物。无论承受的打击有多么沉重,路遥笔下的主要人物都具有英雄一般的坚韧不屈的承担能力,没有一个人消沉不振,更没有一个人去“寻短见”自杀的。他们不用那种消极的、毁灭性的方式对抗苦难,而是用一种对生活的质朴而博大的爱,来包容苦难,超越苦难。

高加林的爱情背叛,对巧珍来讲,意味着毁灭性的精神打击。“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刘立本的二女子这下子算彻底毁了:她就是不寻短见,恐怕也要成个神经病人。因为谁都知道,这事对一个女孩子意味着什么;更何况,她对高玉德的小子是多么地迷恋啊!(《路遥全集》(中篇小说)160页,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但是,巧珍从一种极端形态的苦难的体验——失恋中走出来了。她找到了值得为之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找到了爱情之外的值得留恋的美好的东西:“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爱土地,爱劳动,爱清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不能死!她应该活下去!她要劳动!她要在土地上寻找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路遥全集》(中篇小说)161页。)

  《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在可怕的饥饿中忍受着“困难”的煎熬,承受着自卑、屈辱甚至被别人误解的痛苦,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守护着自己的“清白”和“尊严”,即使饿得“心火缭乱”,也绝不随便偷别人的瓜果和“庄稼”充饥,在他看来,在苦难的生活里,“除过自己的清白”,他已没有别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假如我真的因为饥饿做出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是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路遥全集》(中篇小说)296页,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显而易见,苦难不仅没有让马建强颓唐消沉、自轻自贱或自暴自弃,反而教他认识了那些对人生来讲至关重要的东西。

  如果说巧珍、马建强、孙少安们对苦难的体验和超越还仅仅是经验性的话,那么,孙少平和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郑小芳对苦难就是不仅具有主动选择和迎接的勇气,而且,还将对苦难的体验升华到人生哲学的境界。在孙少平看来,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不“低贱”,苦难的生活也并不可怕。他甚至认为,人只有经由苦难才能领享“生活之蜜”:“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他不仅仅将此看做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低与贵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路遥全集》(长篇小说),第二部,187188页,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孙少平的“认识”确实具有发人深思的哲理意味,与别林斯基对苦难的认识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一致的。别林斯基认为:“……生活就意味着:感觉和思索,饱受苦难和享受快乐;一切其余的生活都是死亡。……我们先得有饱受苦难的能力,然后才会有享受快乐的能力,不知道苦难的,也就不知道快乐,没有哭泣过的人,也就不知道喜悦。”(《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2卷,4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事实上,孙少平的“认识”,也就是路遥的“认识”。路遥的写作方式,简直就是一种体验苦难的方式。他说:“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1页。)也许路遥的话讲得有些极端,但是它包含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生活理念。其实,深究起来,他对“劳动”、对苦难的态度,也就是陕北的那些被称做“受苦人”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态度。他们把劳动当做自己的使命,把“受苦”当做自然正常的事情。总之,如果说,在费尔巴哈看来,“爱通过受难来证实自己。一切跟基督相关联的思想和感情,都集中于受难这一概念中”(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9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那么,对路遥来讲,人生则通过受苦来证实自己,一切跟人生相关联的思想和感情,都集中于受苦这一概念中。在一个追求安逸和享乐的消费主义时代,路遥的这种生活理念显然并不合时宜,但不合乎时代的流行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相反,路遥的关于苦难的叙事,恰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生更内在更本质的那一面。

  叙写道德上的善良是路遥小说的另一个主题。路遥的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因为他的小说内蕴着这种令人愉悦的美好的道德情感。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对道德上的淳朴和善良这些美好的东西漠然视之。半个多世纪的恶劣的道德环境破坏了人们对于善的感受力,破坏了人们对怜悯、同情的感受力。我们的作家乐于叙写丑的和恶的东西,乐于展示人的阴暗的心理、卑下的欲望、粗俗的举止、低级的趣味和残忍的想像。我们的作家不是培养人们对生活的眷恋的热情,而是鼓励人们以一种游戏的、放纵的态度敌视生活。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者通过亵渎文学亵渎生活,通过摧毁道德摧毁生活。在此情形下,路遥的小说的道德化叙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具有“个人向群体挑战”(《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8页。)的性质。

  路遥认同传统的美德,赞美利他的牺牲精神。在他看来,克己利他的仁爱之心和道德善良,与人类生活的意义和进步密切相关。他说他之所以塑造刘巧珍和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做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任何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31132页。)。事实上,路遥写刘巧珍、德顺爷爷、孙少平、马建强、卢若琴这些人身上的温暖而美好的道德善良,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时代提供进行自我认知的道德镜像,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时代摆脱道德生活的无序状况。换句话说,他写传统美德,写人在极其困难的景况下战胜苦难的“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基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道德忧虑。他说,“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54页。)。他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写了一种“比爱情还美好的感情”,即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的友爱之情、温暖的关爱之情,其目的就是要借“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的“高尚美好”,来“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66167页。)

  确实,物质上的富有并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惟一目标,因为,金钱和财富带给人的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满足;金钱像权力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缺乏人情味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时代想“感受到生活的真正美好”,那就必须使自己的生活人性化、人情化、道德化,就必须满足人的心灵对于尊严、体面、优雅的渴望,尤其必须满足人们对于更为内在的幸福感的渴望。这种幸福感,我们在德顺爷爷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满庄转着往娃娃们手里塞的时候感受到了,从巧珍的纯朴的善良里感受到了,从孙少平解救被胡永州“损凌”的小翠的义举中感受到了,从卢若琴帮助被妻子抛弃的老实人高广厚和他的儿子兵兵的仁爱里感受到了,从金波和少平的友谊里感受到了……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之口说:“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路遥全集》(长篇小说),第三部,25页,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你也许会说,这样的话太家常、太缺乏新意。是的,它确实很朴实,朴实得近乎老生常谈。但是,这些朴实的字眼里,却包含着路遥对生活的透彻理解,对我们时代的内在危机的深刻洞察,是值得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深长思之的。

如何写

同为谁写、为何写及写什么一样,如何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文学的意义说,只有解决好如何写的问题,前三个问题才能落到实处。而正是在如何写这一问题上,路遥的写作显示出一种难得的清醒和成熟,为当代中国小说写作,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和启示。 

  在一个新潮迭涌、乱象纷呈的环境里写作,其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病态地求新求变的风气,很难使人沉静下来,很容易使人谋虚逐妄,很容易使人蔑视规范和拒绝传统。然而,路遥是冷静的。他清醒地告诫自己:“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3页。)他对这种随着“风潮”摇摆的“朝秦暮楚”极为不满。他说,在这种“顺风而跑”的混乱中,“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符实,很难令人信服”(《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213页。)。他拒绝像某些“先锋”作家那样“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4页。)。他并不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恰恰相反,它“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6页。)。在一个人人都争着把“先锋”、“新潮”、“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往自己脸上贴的时代,他扭过头往回看,从19世纪的大师那里寻求可靠的精神支持和经验资源。他说,“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3页。)。他知道自己的“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8页。),但是,他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种“孤立”。

  是的,在一个“超现实”的潮流占上风的时代,路遥为自己选择了“现实主义”;在一个主观任意性被当做“先锋”的时代,他为自己选择了客观的写实的路径。他这样等于把自己推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荆棘路,因为,写实性的现实主义方法其实是一种难度最大的写作方法。这不仅因为现实主义写法,已经被19世纪的大师、被中国的曹雪芹、鲁迅和张爱玲们天才地、创造性地推进到了一个后来者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且还因为它是一种最老实的写法,是偷不得一点懒,搀不得半点假的。它要求描写的精细、准确、生动、逼真;它要求叙述的客观、真实、入情、入理;它要求你把人物写得像会呼吸的人一样站在读者面前,要求你有能力让读者通过阅读,进入你的小说世界,与你的人物一同欢乐,一起流泪;它要求作家用心经营小说的结构,“要求作家既敢恣肆汪洋又能细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27页。)。路遥服从现实主义写作原则的制约,在“如何写”方面,显示出注重从现实生活和作者的人生体验汲取题材内容、注重塑造人物及朴素的文体风格和选择抒情性的介入性修辞姿态等特点。

  把客观的现实生活和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当做小说创作的基源,是路遥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方法。路遥反对那种毫无生活内容的幻想和胡编乱造。就像对“先锋”文学持批评态度一样,他也“带着谴责的态度”批评“寻根”文学(《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38页。)。他认为作家应该对社会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去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复杂状况,而这种了解不是外在的、远距离的,而必须具有“体验”的性质,“这种体验要引起自己心弦的震动……不是仅仅对生活外在形式的体验,而是情绪、情感的体验,一种最细微的心理上的体验,而这些东西是你作品里最重要的、也是最感人的地方。我自己写的几个作品都是我自己精神上的长期体验的结果,作品中的故事甚至在我动笔前都还不完整,它是可虚构的。但是你的感情、体验决不可能虚构。它必须是你亲身体验、感觉过的,写起来才能真切,才能使你虚构的故事变成真实的故事”(《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58页。)。但路遥并不像有的“先锋”小说家那样,把自己变成小说的主人公,把自己的琐碎的、无意义的个人体验当做小说的全部内容,最终把小说变成无聊的个人化写作。不,他不屑于这样做。在他看来,这样的写作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还只是“一般”的写作。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必须向包含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内容的情节事象,注入丰富的社会、历史和道德内涵。因此,他说,“不是自己的所有生活体验都可以作为小说题材的。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体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能将自己的情绪误认为是时代的思想情绪。一定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18页。)。路遥的这种观点,看似陈旧的套话,其实从中可以见出他试图在小说中通过对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的个人体验的叙述,揭示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总之,路遥强调客观的社会生活对于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性,但又强调只有借助作家个人的丰富而深刻的体验,外在的现实生活才能被真正“了解”,才能变成“真切”的写作内容;而个人的体验也只有在不再局囿于“个人”的范围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巨大的社会意义,才能引起广大普通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注重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特征和丰富的人生内涵的人物形象,是路遥的一个自觉的写作追求。现代的新潮小说的一个共同倾向,是不再以人物为中心来结构小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当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常常面目模糊不清,给读者留不下印象。阿诺德•贝内特说:“优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风格是有价值的,情节是有价值的,观点的新颖独创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中间没有一项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样有价值。”(《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29229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确实是这样。路遥的小说写作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路遥的小说之所以能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重视写人物。在80年代以来的小说家中,也许没有哪个小说家像路遥那样,塑造出了那么多能被读者谈论的人物形象,其中的一些人物不仅家喻户晓,而且还是中国小说中不曾出现过的崭新形象,如刘巧珍、高加林、孙少平等。

  路遥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具有非常自觉的方法意识和创作追求。他说他写高加林,就是“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9页。)。塑造人物是路遥小说写作的主要任务,也是他结构小说的重要因素。他小心谨慎地处理人物的“出场”和“终结”。他通过强烈的对比显示人物之间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差异和个性特征。但他更注意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道德情感,他说:“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人在作品中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34页。)路遥注重写人物,确实使他的小说给人一种亲切而充满生活气息的印象。虽然除了高加林等极少数的人物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和心理内容而外,其他的包括孙少平、刘巧珍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属于性格层面过于单一、道德态度趋于一致的扁平人物,但是,他们却是会流泪、会叹息、站得起来的扁平人物,依然属于那种令人乐于接受的人物形象。

  路遥写作方法上的另一个明显的个性特点,表现在修辞姿态上。所谓修辞姿态,按我的界定,就是包含在文体风格、叙述语调中的作家自己的基本态度,是作者在作品中显示自我形象的策略和方式。它可以被粗略地分为两种:一种主观性较强的宣抒性的修辞姿态,一种客观性较强的展示型的修辞姿态。其实,修辞姿态是多种多样的,远不止这两种。路遥在修辞上显示出积极的介入姿态。邢小利在《三个半作家及三个问题》一文中说,“路遥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邢小利:《回家的路有多远》,195页,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又在颇有爱伦堡的作家印象记之风的《从夏天到秋天——路遥最后的岁月》中说路遥“喜欢质朴而又带些伤感的语言”(邢小利:《坐看云起》,9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刑小利的判断很准。路遥的确属于那种不怕在作品中显示自己的声音和存在的主观介入型的写实主义作家。具体地说,路遥小说中的叙述和描写,常常体现着路遥对人物的同情态度和对事件的情感反应,我们从这些态度和反应里,能感觉到一种美好的“人情味”和诗性意味。

  路遥小说中的这种主观性的修辞姿态和抒情化的文体风格,既与俄苏文学和雨果、司汤达等法国小说家的影响有关,也是受陕北的自然风貌、生活方式和文化情调影响的结果。陕北的文化是一种我称之为“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的文化:它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淳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也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飏、灵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

  当然,路遥的修辞姿态,也决定于他个人的内在心性和气质类型。他的气质与陕北文化的气质是同构的。路遥本质上是一个富有同情心、道德激情和诗性气质的理想主义者,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抒情型的语体风格和介入型的修辞姿态。事实上,积极地介入作品,在作品中显示自己的存在,也是路遥的一种自觉的写作追求。他说:“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都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03页。)他又在一个地方说:“对生活冷漠、漠不关心对作家来说是致命伤,一个作家他可以外表是多么冷静、冷峻,但他内心要有巨大的激情,就像火石,遇到什么,就能碰出火花来。”(《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164页。)

  路遥的这种抒情型的主观化写作,确实不合在20世纪颇为流行的“零度写作”理念,但却符合小说修辞的一般规律,符合由19世纪的小说大师提供的技巧规律和经验模式。路遥在几个地方引用过的托尔斯泰的一段话就告诉人们:“任何艺术作品中最主要、最有价值而且最有说服力的乃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在作品中写到这种态度的一切地方。”(《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册),周敏显等译,1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爱伦堡也指出:“我认为没有激情,也就没有,而且未曾有过真正的文学。摆脱文字不流畅,结构不严谨,以及其他方面的欠缺,比摆脱心灵的冷漠要容易得多”,因此,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激情,光追求技巧,那他绝不可能获得成功,“即使能成为修辞大师,技巧能手,但作品却不能打动读者的思想和心灵”(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孟广钧译,3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确实是这样。尽管路遥在修辞介入上有时显得失度,尽管过多的议论和过于频繁的甚至有些重复的抒情性的文字,确实使他的小说给人一种太露太直的印象,但是,你却常常会被他的文字感动。这是为什么?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即使没有被合适地表达的“热情”,都比用精致的文字包装的“冷漠”更容易打动人的心灵,也更有价值。总之,路遥的未臻至善之境的介入型修辞姿态向读者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任何时候,写作都是心灵和精神的事业,因此,积极而有效的写作方式和修辞姿态,就是那种恰当而适度地显示作者的态度和倾向的方法,是那种用热情和理想之火照亮读者的心灵的方法。

 

 

 

 

 

【特别推荐之四】路遥:作家的劳动

 

 

 

“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劳动历史并不长,这里所谈的只是一些肤浅而零碎的认识。

 

一个人想搞创作,一开始就想接触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技巧,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就是:“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学创作这种劳动。搞文学,具备这方面的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我来说,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觉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

从工作特点来看,作家永远是个体劳动者。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不能指靠别人来代替。任何外在的帮助,都不可能缓解这种劳动的内在紧张程度。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的过程(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真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等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稿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征。精神时不时会垮下来,时不时怀疑自己能否走到头。有时,终于被迫停下来了。这时候,可能并不是其它方面出了毛病,关键是毅力经受不住考验了,当然,退路是熟悉的,退下来也是容易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困难击败了,悲剧不仅仅在这个作品的失败,而且在于自己的精神将可能长期陷入迷惘状态中。也许从此以后,每当走到这样的“回心石”面前,腿就软了。心也灰了,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上退下来,永远也别指望登上华山之巅。遇到这样的情况,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该对自己残酷一点。

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得多。平庸的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

为了适应这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需要,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

——首先要有坚强的性格。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胜任这种长期艰苦的劳动。性格的坚定是建立在信仰的坚定这个基础上的。一个人要是对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具有性格的坚定性。而一个经常动摇的人怎么可能去完成一项艰难困苦的事业?

性格也不完全是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创作实践中,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性格。不要羡慕安逸和享乐,不要陶醉在一时的顺利和胜利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苦吃!

——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呢?当然,这种热情决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进入艺术创造的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的铁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更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

——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省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态度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些人否定别人很勇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让别人抬举自己。人应该自爱,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真诚地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语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静地对待。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扬也拯救不了它的命运。这个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

总之,文学艺术创作这种劳动,要求作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决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贵。它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伟大的歌德曾经这样说过:“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劳动者更高的精神境界,愿我们大家都喜欢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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